将上述两处古籍所得法家词义数据统合如表 1： 在四库古籍电子版和古代法律文献序跋电子版中，共搜索得法家一词 123 个。
这是因为，国家保护需要国家设定规则并进行巡逻执法。查阅权、复制权、删除权等被视作基于个人信息自决权而产生的请求权权能，其基础是一种宪法意义上的人格权，或一般人格权。
国家对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个人进行赋权，目的是使个人参与到国家所建构的个人信息保护的法秩序中，共同实现个人信息保护的目标。再次，对个人进行赋权，可以使个人对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合规情况进行个体化、全方面的监督，以弥补行政监管在资源和信息方面的不足。该法同时对私人提起诉讼设定了较为严格的限制，即仅允许私人针对特定的数据泄露事故提起诉讼，并严格限定个人信息的范围。民事诉讼救济机制对同一种权利在不同场景下的差别对待，在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在我国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定过程中，许多民法学者都曾提出引入个人信息权这一民事权利的主张，但立法机关对此采取了谨慎态度。
其次，将个人信息权利束理解为个人信息权益的权能，同样值得商榷。结语 现代社会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都具有大规模、系统化、持续性的特点。[40] 徐显明：《中国法理学进步的阶梯》，《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1期，第48页。
在当代汉语的权利义务法学的一些有代表性出版物中，权利概念的外延虽然实际上仍包括立法权、行政权、职权、权限等国家机关的权力，但有关作者在论说这种权利时似乎由于理不直气不壮而不得不采用了半遮半掩的态度，故读者须细读才能看明白。伊藤正己 (东京大学)和加藤一郎 (东京大学)等：『現代法學入門』，有斐閣雙書2005年版。对法学来说，汉语总体上只是载体，用汉语写成和讲述的法学未必就是本土的、民族的法学。其中序言第一自然段的权力一词，所处宪法地位极为显要：国政源于国民的严肃信托，其权威来自国民，其权力由国民的代表行使，其福利由国民享受。
日语权利义务法学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五点： 1.受欧洲法学影响，以权利为法学基本研究对象。仅仅其外延一直飘忽不定（如不确定是否包含权力），就给汉语法学的正常发展造成了无法逾越的障碍。
不过，在20世纪上半叶，有两位法学名家按照他们理解的德国法学传统，一直坚持将法律关系中的公法关系解说为权力关系，仅将私法关系解说为权利义务关系，[[34]]但他们的做法没能阻止多数学者像日语权利义务法学那样强说权力为权利的一部分，进而把法律关系都解说成权利义务关系。其中的道理，留待下文相关部分言说。所以，20世纪初日语法学的主流部分内部虽不十分自洽，但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可称为权利义务法学的流派，其中直接影响了汉语法学的有代表性学者是梅谦次郎、穂積陳重、冈田朝太郎、[[4]]奥田义人、岡村司、织田万、美浓部达吉等人。2.权力授予、运行和监督、制约，构成中国全部法律制度的另外大约半壁江山。
本土的、民族的法学的特有基因只能从基于本国当代法律实践合理选定的基本研究对象中抽象出的核心范畴才能产生和传递。这原本是从来的一点常识。20世纪上半叶汉语法学自梁启超开始，继承和推进了日语法学关于法的本位和权利本位的论说，对此早已有学者做过评论。法权只是权的内部构成要素权利权力的组合体。
[[39]]不过，这种确定现代汉语话语核心的时间实际上更早一些，开始发生转折的时间起点应该在19世纪末中国传统的律学向现代法学过渡的那些年，完成转变的时间是20世纪前30-40年。《再论法理学的更新》，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2期，第3-21页。
实际上，作为权利权力统一体的法权在中国宪法、法律文本中不仅有记载，而且比较常见。权力在当代中国的制度化集中表现，是《宪法》关于国家权力、国家机构职权、权限的规定，包括：（1）《宪法》序言和总纲对于国家、国家指导思想、根本任务、国家权力归属、国家性质、国家机构组织和活动原则和国家应遵循的其他各种原则的规定，实际上都是针对权力的规定。
在20世纪中叶前较典型的日语权利义务法学论著中，这重意义的权利概念的指称范围主要包括：（1）人身权、财产权、各种个人自由，即个人权利。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3-90页。基本研究对象、核心范畴设定与当代中国法律实践错位，是当今法学基础性研究要解决的首要课题。这种高度近似首先表现为以是否较严格区分权利、权力为界限，可将法学者或其著作都划分成两类。[[19]]当时主流的法学教材也说，自德意志学者唱法律为权利之学以来,法学观念之以正义为中心者,一变而以权利为中心,各人之权利思想,因以发达。[[8]] 2.大体上平行看待权利和义务的学科地位，以权利义务两者为核心范畴。
其中，国家的权力国家权力、国家一切权力，以及将这些规定具体化的《宪法》第三章规定的国家机构职权权限等的法学表现，就是权力概念。童之伟：《法权中心的猜想与证明》，载《中国法学》2001 年第 6 期，第 15-38 页。
他赞同并且认为应当强调权力范畴在法理学中应有的重要地位并专门加以研究。总之，汉语法学的基本研究对象、核心范畴和整个范畴体系，都应随它们反映的事物、实体的变化而变化。
[47] 《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上述日语法学不同流派的基本研究对象观和核心范畴选择偏好，都直接影响了20世纪上半叶的汉语法学，以致后者与前者的学派结构高度近似。
在那个理论体系中，人民权利中一部分被委托给一些人或机构，一部分个人自己保留，因而进入政治社会后就转化为法权力和法权利，从而人民权利也因此而不复存在。时任東京帝国大学教授的梅谦次郎称：法文有时使用法律关系四字，学者尤多使用之。马克思在谈到经济范畴时说过：它们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16]]从法文法学引进法律关系概念并从权利义务角度定义和运用之，是日语法学的偏好之一
[66] 前者是范围包括权力的外延复合型权利概念，身世尚待查明，后者是范围不包括权力的外延单纯型权利概念。[15] 参见岡村司：『法學通論』，和佛法律學校明法堂1900年版，第190-266、363-531页。
[63]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22 页。把法律上、法学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中的权利说成本源意义上人民权利，在任何意义上都说不通。
如果想把剩余权撇开，把视界集中在法律范围内，也可以把法学看作权利权力之学或法权之学。早在19世纪90年代初，穂積陳重就在研究法典的专著中集中讨论了法典の本位问题，他把法典的本位区分为権利本位、義務本位和行为本位三种，并认为近代之法律普遍以权利为本位，但少数公法应以义务为本位。
因为，正如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所言，不论是外行还是科学家，他们的科学知识都得自于教科书和源于教科书的少数其他几类文献。[59] 权利、权力、法权、剩余权、权的对应概念是个人义务、公职义务、法义务、法外义务、义务。要厘清相关问题，需要我们根据日语法学的具体情况及其对汉语法学的影响过程做具体分析。加藤氏后期不仅正视权力，而且将权力看得比权利更重要、更有决定性意义，进而提倡權力競爭、优胜劣败。
[65] 有代表性演讲或论文：《法理学向何处去专题研讨会纪要》，载《法学研究》 2000 年第 1 期，第 156-157 页。[41] 郭晔：《追寻和感悟中国法学的历史逻辑》，《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 年第 5 期，第211页。
[6] 飯島喬平：『法学通论』，东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05年版，第194页。[[28]]夏勤在1946年独自署名出版法学教材时，还以可见其主张权利本位之激烈来评说耶林（Jhering），[[29]]尽管这种理解极可能是误解。
[44] 参见本书编写组：《法理学》，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11-132页。4.视权力（以及它的具体存在形式职权、权限等）为权利的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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